」 從事音樂工作多年，黃韻玲說，未來她希望能以音樂靜心、療癒更多人，曾有朋友傳過法國人唱的〈沒有你的聖誕節〉畫面給她，讓她覺得「不要以為你只是自己關在小小的房間裡頭創作。
除了上述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外，散布在各行各業各處的中國民眾，也有人對台灣這場大選，有著自己的定見。曾是教培老師的James向《中央社》記者表示，有定期改選及監督機制，台灣不會發生像中國那樣一夕之間摧毀教培行業的情事，整個行業從業者及家屬眾多，「影響壞透了，人心盡失」
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。除了上述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外，散布在各行各業各處的中國民眾，也有人對台灣這場大選，有著自己的定見。何況，當今的中國更有「開倒車」的傾向。除了回味與討論，他們更連結中國當今的現況，有著不少反思。（中央社）1個月前的台灣大選，曾是一些中國民眾關注的新聞事件。
曾上網觀看開票過程的James私下感嘆，他在網路上看到，前總統馬英九、現任總統蔡英文等人乃至國民黨、民進黨，都常被民眾公開罵得狗血淋頭。而這次參選的3位總統候選人，房產更被對手「刨個底朝天」。二○一二年二月，與他關係密切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逃往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，並揭發薄熙來與其妻谷開來參與謀殺一名英國商人的祕密。
毛澤東曾說，筆桿子和槍桿子一樣危險。同年，習近平思想成為學生們的必讀書目。一年後，部分外國記者在中國政府的逼迫下不得不離開中國，而且人數逐年增加，二○二○年竟達到十七人之多。他向全國各地派出巡視組，從各個部門和機構的領導幹部中抓出一百多名腐敗分子。
和之前每一位新上任者一樣，習近平也開始以反腐為由來對付其潛在的對手。有人評論說：習近平成了世間一切的主席。
當外國的記者不得不面對日益頻繁的恐嚇和驅逐時，中國的記者則奉命必須對黨保持「絕對忠誠」。二○一八年，包括外交事務領導小組在內的四個領導小組升級為委員會，從而擁有更大的權力。按照此前的慣例，反腐運動通常會抓幾個級別較高的領導幹部，然後中央向全黨發布通告，運動就此宣告結束。另一個叫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，負責監督重大決策的制定。
習近平指出：「最根本的是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一年後，部分外國記者在中國政府的逼迫下不得不離開中國，而且人數逐年增加，二○二○年竟達到十七人之多。二○一七年，北京推出一首新歌，名字叫〈跟著你就是跟著那太陽〉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，這個小組的負責人是毛澤東的祕書陳伯達和毛的妻子江青。
另一個叫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，負責監督重大決策的制定。他親自擔任其中十一個小組和委員會的負責人，其職務比毛澤東以來的任何領導人都要多，從而將國家安全、外交、金融、國防、軍事和意識形態等各方面的事務都控制在自己手裡。
透過這些領導小組和委員會，習近平試圖將所有權力收歸中央。在這些鎮壓的背後，有一個中共政權堅信不疑的論調，即以美國為首的「境外敵對勢力」一直在陰謀削弱共產黨的統治。
他在就職講話中誓言要打擊腐敗，並要求各級黨員幹部務必嚴格遵守黨的紀律。毛澤東曾說，筆桿子和槍桿子一樣危險。同年，習近平思想成為學生們的必讀書目。二○一八年，經過全國人大代表們的踴躍投票，中國廢除對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，習成了終身主席。在反腐過程中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其他一些黨的機構變得日益重要。從飾品、徽章、宣傳海報到每份報紙的頭版，習的形象無處不在。
二○一四年，習近平又成立兩個領導小組，從而將更多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，其中一個小組負責國家安全，所有與國內外安全有關的機構和部門都要聽其指揮。《紐約時報》只獲准留下一名記者對這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進行報導。
與毛澤東時代一樣，外國記者被視為祕密情報人員，其任務是顛覆中共政權。這些領導小組類似於黨的神經中樞，它們居於權力結構的頂端，凌駕於所有其他機構之上，最高領導人可以利用這些小組繞過反對者，按照個人的意志行事。
隨著習的權力不斷擴張，其頭銜也愈來愈多。有人評論說：習近平成了世間一切的主席。
按照此前的慣例，反腐運動通常會抓幾個級別較高的領導幹部，然後中央向全黨發布通告，運動就此宣告結束。至二○一七年，這些頭銜至少有如下七個：「開創性的領導人」、「偉大鬥爭中形成的黨的核心」、「為人民謀幸福的勤務員」、「有擔當的國家改革發展戰略家」、「重塑軍隊和國防的統帥」、「國際舞台上的大國領袖」和「新時代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」。二○一四年三月，全國人大的一位女發言人對外國記者說，她很清楚這些記者來到中國的目的就是為了顛覆中共政權。從二十世紀五○年代開始，中共中央成立一系列領導小組，其職責是為領導人提供建議，並協調各部委合作執行某些政策。
但這一次卻不同，習近平絲毫沒有結束運動的打算，反而將其常態化。他的親密盟友、執掌中國政法大權的周永康也在一年後被捕，同時被抓的還有軍中的幾隻「大老虎」。
和之前每一位新上任者一樣，習近平也開始以反腐為由來對付其潛在的對手。」與此同時，大學教授也受到當局指令，不僅要限制使用外國的教材，還要把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觀灌輸進學生的頭腦。
他曾任大連市市長，於二○○七年調到重慶，並在那裡推出一套所謂「重慶模式」的治理手段，主要包括重新發揚毛澤東時代的「紅色文化」，集中打擊有組織的犯罪活動，同時下重手整治腐敗官員。他向全國各地派出巡視組，從各個部門和機構的領導幹部中抓出一百多名腐敗分子。
僅在二○一四年，《人民日報》就刊登四十二篇文章，將中國的種種弊端全部歸咎於「西方」、「外國」和「海外」勢力。文：馮客 尾聲（節錄） 二○一五年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關鍵時刻，也是在政治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。二○一二年二月，與他關係密切的重慶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逃往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，並揭發薄熙來與其妻谷開來參與謀殺一名英國商人的祕密。全國開始掀起個人崇拜的熱潮，黨的官員們卻堅稱，民眾對最高領導人的熱愛完全是自發和由衷的。
二○一八年，包括外交事務領導小組在內的四個領導小組升級為委員會，從而擁有更大的權力。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，必須姓黨。
至二○一五年十月，全國範圍內落馬的腐敗官員超過十萬人。曾在國有銀行任職，與朱鎔基有過密切合作的王岐山，如今被任命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負責人。
未過多久，薄熙來就倒台了。當外國的記者不得不面對日益頻繁的恐嚇和驅逐時，中國的記者則奉命必須對黨保持「絕對忠誠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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